1949年8月，湖南和平解放，開啟了當代湖南歷史的新篇章，也開啟了湖南文學發展的新歷程。1950年7月成立湖南省文學藝術界聯合會第一次代表大會籌委會，1953年11月召開湖南省文學藝術界第一次代表大會。中國作家協會湖南分會亦于稍后組建成立。

　　新中國的成立，政治上的翻身解放，物質生活的初步改善和提高，為人民群眾積極學習文化，開展文藝活動提供了一定的條件，也給湖南文學帶來了新的生氣和繁榮。社會主義改造時期的壯麗生活和曲折斗爭，是湖南當代文學發育、成長的沃土；中華民族推翻舊世界、建設新中國的偉大歷程，是湖南當代文學謳歌的重要主題。以小說《山鄉巨變》、《青春之歌》、《水滴石穿》、《六十年的變遷》，戲劇《關漢卿》、《謝瑤環》，詩歌《毛澤東詩詞》、《祖國，我回來了》等作品的出現，代表著湖南當代文學的第一批重大收獲。一批曾經經歷過民族革命和民族解放戰爭考驗的老作家如周立波、蔣牧良、康濯、柯藍等先后重返湖南。在他們的影響和幫助下，一大批出身工農或普通知識分子的青年作家如未央、謝璞、周健明、任光椿、劉勇、孫健忠、古華、葉蔚林、張步真、蕭育軒、譚談等迅速成長起來，共同表現出明麗清秀的地方風貌和剛健昂揚的時代品格，從而構建出當代湖南文學作家隊伍的獨特景觀。

　　周立波是中國現當代文學史上的一位重要作家，并以其獨特的藝術風格為中國當代小說的發展作出了巨大貢獻。1955年冬，周立波在剛剛完成以我國經濟恢復時期的工業建設為題材的長篇小說《鐵水奔流》后不久，便舉家遷回故鄉益陽，在農村安家落戶，與農民朝夕相處，于1957年至1959年間創作完成了他的第三部長篇小說《山鄉巨變》。這部小說以湖南農村生活為題材，真實而完整地反映了社會主義集體制度初創時期社會變革的艱難歷程。周立波的短篇創作則以致力刻劃農村新人的性格見長，數量眾多，成就顯著。1958年之后，周立波曾連續兩屆擔任湖南省文聯主席，為組建湖南的作家隊伍、發展湖南的文學事業，言傳身教，鞠躬盡瘁。

　　楊沫是我國當代文學史上一位杰出的女作家，1934年發表的《熱南山地居民生活素描》是她創作生涯的第一個堅實腳印，1958年出版的《青春之歌》則是以其親身經歷為素材而創作的當代文學史上第一部描寫學生運動、塑造青年知識分子形象的優秀長篇小說。繼《青春之歌》的成功創造，楊沫又在《東方欲曉》的基礎上，創作了《芳菲之歌》和《英華之歌》。三部長篇合稱為“青春三部曲”，描寫了從“九一八”事變到“一二九”運動，一批滿懷愛國激情的青年知識分子面臨民族的危亡所經歷的靈魂洗禮和心靈搏斗，從而為讀者展示了一幅由盧溝橋畔的血肉拼殺、到冀中平原的全民抗戰，由耽于幻想的純情少女、到卓而不凡的抗戰英豪所共同構成的波瀾壯闊的歷史畫卷。

　　康濯曾長期擔任文學界的領導工作并以創作農村題材的中短篇小說著稱。1942年發表的《臘梅花》、《我的兩家房東》曾在晉察冀根據地產生廣泛影響。50年代創作的眾多反映農村土地改革和合作化運動的短篇小說，真實地刻劃了社會主義改造時期年輕一代清新樸素的生活情趣和美好明朗的心靈性格。《水滴石穿》更是敏銳地表達出擺脫政治的束縛與擺脫心靈的束縛，對于順利跨入新時代、新生活的人們，具有同等的思想文化意義。

　　田漢的話劇創作早在三四十年代就已成績斐然。50年代改編的《白蛇傳》、《金麟記》、《西廂記》三部傳統劇目，顯示了作為一名戲曲改革工作的領導者對于新中國戲劇事業所付出的艱辛勞動。1958年問世的歷史話劇《關漢卿》、1960年發表的歷史京劇《謝瑤環》則代表了田漢戲劇創作的最高水平。話劇《關漢卿》通過《竇娥冤》的創作經過和演出遭遇，刻劃了關漢卿、朱秀簾等藝術家真摯高尚的品德與剛勁凜然的節操，熱情贊美了他們不畏強暴、不怕犧牲的斗爭精神。京劇《謝瑤環》通過尚儀院司籍女官謝瑤環冒死揭發豪門侵吞民脂，力阻朝庭發兵征剿黎民，受命女扮男妝巡撫江南，一路明查暗訪嚴懲豪強，最終卻被權臣迫害致死的悲劇傳奇，既歌頌了謝瑤環身許家國、生死度外的高貴品格，也寄托了“水可載舟，亦可覆舟”的深刻主題。

　　李六如1908年加入興中會，1921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先后參加過辛亥革命、北伐戰爭、東南亞革命活動、贛南游擊戰爭、抗日戰爭、解放戰爭和新中國的建設。他的《六十年的變遷》原擬分三卷：第一卷從清末變法維新到辛亥革命失敗；第二卷從北洋軍閥統治到大革命失敗；第三卷從十年內戰到全國解放。前兩卷分別于1957年、1961年出版，第三卷因社會和身體的原因僅完成十萬字。正如謝覺哉所評價的：“六十年不算太長，但這六十年太不平凡了。”（《看了〈六十年的變遷〉之后》）作者以主人公季交恕的生活經歷為主線，忠實記錄了60年間中國土地上所發生的戊戌變法、辛亥革命、五四運動、北伐戰爭、秋收起義、全民抗戰等等震撼世界的重大事件，描畫了一個時代的政治風云和社會變遷。

　　被郭沫若稱之為詩詞中的“泰山北斗”的《毛澤東詩詞》，以中國文學最傳統、最精粹的體裁形式，真實記錄了中國人民在風云變幻的國際環境中的前進步伐，激越抒發了一代偉人光輝的生命活動和壯闊的革命情懷。未央1952年冬從朝鮮前線歸來，途經鴨綠江時寫下的詩歌《祖國，我回來了》，準確刻劃了志愿軍戰士眷念和平建設的祖國故鄉、牽掛戰火燃燒的朝鮮前線的矛盾心理，抒發出赤子般的對祖國的無限熱愛和烈火般的國際主義情懷。柯藍的散文詩《早霞短笛》是新中國最早出版的散文詩集之一，他的辛勤耕耘，曾經極大地推動過我國散文詩的發展。文革”十年，湖南文學與其他社會主義事業一樣，經歷了一場史無前例的浩劫。

　　進入80年代以后，政治環境的寬松寬容，讓老作家煥發青春與活力，也使中青年作家迅速崛起，湖南文學的創作開始步入黃金時代。在首屆茅盾文學獎，莫應豐的《將軍吟》和古華的《芙蓉鎮》雙雙折桂；周立波的《湘江一夜》、葉蔚林的《藍藍的木蘭溪》、韓少功的《西望茅草地》和《飛過藍天》、古華的《爬滿青藤的木屋》、蔡測海的《遠方的伐木聲》、彭見明的《那山、那人、那狗》、劉艦平的《船過青浪灘》、何立偉的《白色鳥》先后獲得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獎；葉蔚林的《在沒有航標的河流上》、孫健忠的《甜甜的刺莓》、水運憲的《禍起蕭墻》、譚談的《山道彎彎》獲得全國優秀中篇小說獎；未央的《假如我重活一次》獲得全國優秀詩歌獎，蕭育軒的《亂世少年》獲得全國兒童文學獎，翟禹鐘等人的《彭大將軍回故鄉》獲得全國優秀報告文學獎。任光椿的歷史題材小說《戊戌喋血記》，首開中國文壇近代歷史長篇小說之風；韓少功率先提出“文學有根”和重新“尋找民族文化的思維與審美優勢”的理念，成為中國“尋根文學”思潮的代表性人物。正是湖南作家的整體性崛起和文學作品的大面積獲獎，才成就了“文學湘軍”的美譽。

　　從90年初開始，陶少虹、劉春來、翁新華、姜貽斌、匡國泰、屈國新、林家品均以新人新作的面孔出現在湖南文壇。彭見明的《玩古》和向本貴的《蒼山如海》分別獲得全國優秀長篇小說獎和全國少數民族文學“駿馬獎”。殘雪的超現實主義的藝術體驗，在中國文學界獨樹一幟，被美國和日本評論家評介為“20世紀以來中國文學最具創造性的作家之一”。唐浩明連續推出的長篇歷史小說《曾國藩》、《楊度》、《張之洞》，重新描畫了頗具爭議的歷史人物的個性特征及其心路歷程，顯示出獨特的歷史眼光，并分別獲得姚雪垠長篇歷史小說獎和全國優秀長篇小說獎。“七月派”詩人彭燕郊七十高齡時創作的長詩《混沌初開》和《生生：多位一體》，再獲詩歌界的高度贊賞。葉夢的散文通過女性獨特而隱秘的生命體驗，書寫的是女性成長發育的生命演進史和女性生殖生育的生命創造史，從而透露出一種全新的現代女性意識和生命文化。

　　進入21世紀以來，謝宗玉、田耳、馬笑泉、沈念、于懷岸等人頻頻發表作品，成為湖南作家隊伍中的新生代力量。王躍文相繼推出的《國畫》、《梅次故事》、《蒼黃》等“官場小說”，在展示當代權勢籠罩下的官場現世圖景的同時，也表現出作者“反腐倡廉”的政治焦慮與理想情結。閻真的《曾在天涯》、《滄浪之水》、《因為女人》，在尋找當代知識分子的價值依托的同時，也揭示了當代知識分子面臨世俗化潮流的困惑與堅守。

　　歷經半個多世紀的湖南文學，既見證了中國人民探索獨具特色的發展道路所付出的艱辛與所收獲的喜悅，也見證了社會主義文化事業從復蘇走向繁榮的歷史進程。綜觀當代湖南文學的前進步伐，“文化”、“鄉土”和“積累”無疑是其最本質的特征。“文學湘軍”的輝煌，首先得益于湘楚文化人文精神的發揚光大。是楚辭所描繪的神奇瑰麗的藝術境界和靈幻奔放的表現形式，構筑了湖南文學浪漫主義氣質和自然審美意識；是湖湘人民崇尚的天人合一、人神共娛的審美情趣，激發了湖南作家豐富而活躍的情感世界和創作熱情；是湘楚舊地原始的文化血脈和神奇的巫風楚俗，給湖南作家留下了深厚的精神資源和不羈的創作靈性。“文學湘軍”的輝煌，其次得益于近世湖湘大地的經世文風與鄉情民性。經世文風所具有的政治功得意識和社會責任感，培養了湖南文人直面現實、獨立思考的態度和匡時濟世、敢為人先的藝術勇氣；千百年來湖湘大地洋溢的山水靈性和蘊蓄久遠的民俗風情，為湖南作家的創作提供了敏感的文人氣質和豐富的自然素材。“文學湘軍”的輝煌，其三得益于新時代、新生活賦予作家的藝術才情和生活積累。湖南作家大多以周立波為楷模，曾經長期沉入生活底層，經歷過生活的洗禮與磨練，或者原本來自鄉土農家，與普通民眾同過艱苦共過患難，因而能夠準確把握歷史運行的脈搏，了解中國社會的本來面目，培育了對山水田園、人情世故獨特的領悟能力，形成了根深蒂固的鄉土情結和極富個性的藝術才情。

　　“揮毫當得江山助，不到瀟湘豈有詩。”，有鐘靈毓秀的和諧三湘作依托，湖南文學的再度輝煌必將成為21世紀中國的一道最靚麗的風景。